古装剧里，我们常见到“击鼓鸣冤”、“拦轿喊冤”、“上京告御状”这些桥段，许多观众看完后往往深信不疑，认为古代百姓告状非常容易。只要衙门口的鼓声一响，县官便会立刻升堂审案，接着便是“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”，“威武……”这些熟悉的场景不断上演。实际上，这些桥段多半是戏剧的艺术加工，和真实的历史情况相去甚远。与其称此类影视作品为“古装剧”，不如说是“装古剧”更为贴切。
那么，古代百姓究竟是如何告状的呢？不妨听我慢慢道来。首先要说的是衙门口那面赫赫有名的“喊冤鼓”，也称“登闻鼓”。它最早出现在汉朝文帝时期，民间流传着一则“缇萦上书”的故事，讲的是孝女缇萦为救父亲，不顾危险“阙赴直诉”，还特意在官衙前敲起一面鼓以引起官府重视。此事后，百姓纷纷效仿。到了晋朝时，这种用来诉冤的鼓便被正式称作“登闻鼓”，由此才催生出许多“击鼓鸣冤”的传奇故事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登闻鼓最初只存在于京都，普通县衙根本没有这面鼓。
据《隋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百姓若有冤情，可依次向县、州、郡的衙门申诉，若仍不得解决，可上至京都的尚书省控告。如果问题依旧没有解决，便可到皇宫前敲“登闻鼓”，由专门官吏将诉状呈报皇帝，由皇帝亲自过问。法律如此规定，言辞也极为美好，但隋朝建立之后直到唐朝替代隋朝，无论是文帝还是炀帝，实际上一次也没有接见过京城上访的冤民。那面“登闻鼓”若真被敲响，也不过是后世小说《隋唐演义》中的虚构。
展开剩余76%李渊建立唐朝后，继续沿用大隋律法。武则天称帝后，曾下令在朝堂两侧设置一种叫做“匦”的诉状箱，有专人每日拂晓取出，傍晚送回，若发现诉状则处理。到了宋代，赵光义（宋太宗）更设立了“登闻鼓院”，将唐朝的“匦”改称为“检”。据《宋史·刑法志》记载，开封府一位寡妇刘氏将诉状投入“检”，控告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元吉谋害她。此案经过“登闻鼓院”审理半年有余，仍未查出真相。期间寡妇因病去世，案件陷入僵局。无奈之下，将原拟定死刑改为充当苦役。王元吉妻子张氏深知丈夫清白，冒死击鼓鸣冤，最终惊动太宗召见查明事实，不仅赦免王元吉，还予经济赔偿，且将相关官员革职查办。
须知，宋朝明文规定，击鼓鸣冤若证据不足或口供不实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斩首。张氏为夫鸣冤，是拿生命冒险，稍有不实，必受严惩。尽管宋太宗亲自处理了这起案件，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告御状”。古代皇权森严，阻拦皇帝御驾即是死罪，金瓜武士可现场处决，因此“告御状”多为野史、评书与影视剧杜撰，现实中根本不可能。
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原后，对宋朝律法大幅调整。《元史·刑法志》记载，若在地方多级官署申诉无果，可向省部台院上诉，仍不行才可“经乘舆诉之”，且未经层层申诉直接拦截皇帝銮舆者将受刑。也就是说，拦截皇帝行辕喊冤完全不切实际，别轻易妄想。
明朝律法更加严苛，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，由御史负责管理。永乐年间改移长安左门，由锦衣卫轮值守护。敲鼓需“大冤及机密重情”，由锦衣卫先行调查，发现一丝不实便严刑处死。登闻鼓因此形同虚设，百姓无人敢触碰。且明朝规定，胆敢阻拦皇家仪仗者，不论冤情如何，一律处绞刑。擅自进入午门、长安门喊冤者，即使有冤，也要戴枷示众一个月，之后若无实据，按罪轻重处死或发配。
如此看来，直诉皇帝的登闻鼓根本是个摆设，告状并非轻而易举之事。清朝沿用大明律，顺治帝虽废除部分酷刑，但对登闻鼓守卫依然森严，由八旗兵丁把守，百姓难以接近。有乾隆年间文献记载，直隶保定府冤民来京告状时，被兵丁毒打至全身是血，最终惨死于正阳门前，冤情无处诉说。
各地官府亦效仿明清严控告状者，明景泰年间朝廷下令，凡擅自击鼓或拦轿者，无论有无冤情，均发配充军。告状需有地保与乡绅担保，还要聘请讼师逐级递交诉状，缺少保人或讼师，告状几乎无门。除非遇到如海瑞、于世龙般清廉官员，否则告状者命运堪忧。
清朝起，县衙门前立牌明示“诬告加三等”、“越诉笞五十”，严厉警告冤民谨慎告状，以免自讨苦吃。故此，不要被影视剧误导，误以为古代告状易如反掌。若真如此轻松，又怎会有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这样荒诞离奇的冤案广为流传？
本文参考了《隋书·刑法志》、《宋史·刑法志》、《元史·刑法志》、《明朝刑狱录》、《清朝判案辑要》等多部史料，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古代告状图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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